传入“摄魂新武器”
1839年的这一天，在法国科学院的大厅里，人类第一套实用的摄影术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——达盖尔银版摄影法。
达盖尔
这个技术就是在铜板上镀一层银，再用药剂处理出能感知光线的表层，靠阳光来曝光。说白了就是，把银版塞进相机后，被拍的人就得顶着大太阳，一动不动坐十几分钟。拍完还得用专门的药剂显影、定影，前前后后折腾大半天才能拿到成品。而且，这照片全世界独一份。不过，比起画画，摄影术确实有颠覆性的进步，那就是真实。
五年后，摄影术就来到中国，出现在了广州黄埔港的法国军舰上。带它来的人叫于勒·埃及尔，是法国的海关总检察官。
于勒·埃及尔
当时，官员们在船舱里谈公事，埃及尔就在甲板上摆弄着他蒙着黑布的木头相机、擦得闪闪发亮的银版，还有各种装着药剂的玻璃瓶。
没多大会儿，埃及尔身边就围过来了一圈人。埃及尔就招呼人过来试试。有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站到了镜头前面，他们按照要求一动不动熬了十几分钟。
等埃及尔把显影完成的银版照片递过来的时候，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开了。
这件新鲜事，很快就传到了主持中法交涉官员耆英的耳朵里，他觉得这东西有意思，干脆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镜头前面。这一拍就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确认的、最早的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照片。这张薄薄的银版，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巴黎的摄影博物馆里。
中国最早的人像照片两广总督耆英
就在埃及尔在黄埔港的甲板上拍照、引得众人围观发笑的同时，中国内陆和更多沿海村镇里，百姓们对这个蒙着黑布的木头盒子，充满了本能的恐惧。
在他们看来，这只蒙着黑布的木头盒子，根本不是什么留影的工具，而是巫师的法器。那一闪而过的光，就是在收人的魂魄；人要是被拍了照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连命都保不住。
更耸人听闻的传言还在后面。不少地方都流传着，洋人拍照用的药剂，是用中国孩子的眼睛熬制出来的，所以才能把人的模样清清楚楚地印在板子上！
19世纪照相机
其实，老百姓的恐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。因为，摄影术传入中国的脚步，从一开始就和战争的炮火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国门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英法联军一路打到北京的十几年里，有大量的战地摄影师也借着这个机会带着相机深入中国腹地。人们分不清这是记录影像的机器，还是另有古怪的新式武器。
再加上早期摄影的操作过程本就充满神秘感：摄影师要躲在黑布底下操作，身边摆着大大小小叫不上名字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颜色各异的药剂，拍完照片，还要钻进暗房里折腾半天才能出片。这套看不见摸不着的流程，落在不懂科学的老百姓眼里，自然而然就和巫术、法术联系到了一起了。
摄影师在上海嘉定文庙外使用便携式暗房
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，在香港、上海、广州这些洋人聚集的城市里，照相馆已经一家接一家地开了起来。
1845年，美国摄影师乔治·韦斯特在香港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照相馆，明码标价拍一张单人小照要三美元，在当时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奢侈消费了，却依然挡不住好奇的人上门尝试。
戏班里的名伶，大概是最早主动拥抱照相馆的群体之一了。一张清晰的戏装照就是一份绝佳的个人宣传单，能让没机会进戏园子的人也记住自己。
更多普通老百姓也慢慢觉得，拍照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。于是，城市里的商人、买办、家境优渥的年轻人，也渐渐开始走进照相馆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段将近三十年时间里，中国人镜头的主导权始终握在外国人手里。一些外国摄影师会把镜头对准街边建筑、公堂审案、轿夫出行等等场景，在照片运回欧洲以后，又会配上自己的解释。
1860年圆明园老照片，费利克斯摄
这时候的中国人要么是照片里被拍下来的角色，要么就是在照相馆里打杂的学徒，帮着扛器材、准备药剂、招呼客人，从来没有真正走到镜头后面，用自己的视角去记录眼前的世界。
最早的一批中国本土摄影师，出现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城市。这些摄影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。因为摄影术刚传入中国的几十年里，没有专门的学校教拍照，也没有系统的中文教材讲原理。
广州西门，照片大约拍于1868-1872年之间
想学会这门手艺，第一条路，是去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当学徒；第二条路，是从传统画师转型——先对着银版照片反复研究光影和构图，再慢慢把手里的画笔换成相机。
本土接纳 走进皇宫
直到1873年，北京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的中文摄影专著《脱影奇观》，它把照相的光学原理、药剂的调配配方、操作的步骤细节用中文完整讲了出来，变成了中国人听得懂、做得出的办法。
后来，玻璃底片开始普及，一张玻璃底片就能反复冲印出几十上百张纸照片，成本一下子降了一大截。很快，中国本土的照相馆就顺着这个风口，一家接一家地开了起来。
1859 年，广东人黎芳在香港开办了“阿芳照相馆”。这是最早由中国人经营的知名照相馆之一。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人拍中国人，视角就彻底不一样了。他们拍商铺的老板，拍读书的文人，也拍唱戏的名伶和街上的行人。
他们会在照相馆里摆上中式屏风、盆景假山，用中国人熟悉的审美布置背景。
黎芳拍摄作品《优伶》
如果拍出来的是黑白照片，他们还会请画师手工上色。相机还是那台相机，可照片里的中国，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的温度。
如果说以黎芳为代表的这一批人，是让摄影在民间市井站稳了脚跟，那另一位摄影师梁时泰，则是第一次则把镜头带进了晚清高层官员的生活里。
梁时泰也是广东人，早年在香港开照相馆，后来把生意一路向北做到了天津和北京。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会见的李鸿章时候，梁时泰就给两个人拍摄了正式合影。
这是清朝重臣第一次和外国政要一起出现在镜头里。照片里的李鸿章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，神态沉稳从容，完全没有早期中国人面对镜头时的局促与不安。
李鸿章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
可以说，摄影这门技术，一步步打破了偏见，走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。而它接下来要跨过的，是最后一道，也是最高的一道门槛——紫禁城的宫门。
把相机搬进紫禁城这件事，在当年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。在讲究“内外有别”的清宫礼制里，让陌生男子入宫对着后妃拍照，本身就不合礼数；再加上早期摄影操作繁琐，宫里也没有安置“暗室”的条件。不过，真正让摄影一度成为宫中禁忌的，还是珍妃的那段旧事。
光绪十四年，珍妃入宫。她性格活泼，对西洋物件格外上心。她偷偷把相机带进了宫，在寝宫里拍了不少日常照片，还教太监摆弄那些器材。可没过几年，她触怒了慈禧，被打入冷宫，她在宫里拍的所有照片也都被销毁，几乎一张都没留存下来。
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。经此一劫，慈禧彻底领教了西方的实力，不得不主动调整和外国的关系，对西洋器物的态度也一下子松动了很多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慈禧身边的德龄、容龄姐妹，成了摄影术入宫的关键人物。姐妹俩从小在欧洲长大，熟悉西方礼仪和生活方式，她们常给慈禧讲海外的新鲜见闻，也拿出自己在国外拍的照片给慈禧看，慢慢消解了她对照相的偏见。
慈禧与德龄、容龄姐妹
趁着慈禧态度松动的时候，德龄赶紧推荐了自己的兄长裕勋龄。裕勋龄早年在法国专门学过摄影，又是世家子弟，身份上完全靠得住。就这么着，裕勋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家御用摄影师，扛着全套器材走进了颐和园。
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慈禧对拍照的重视程度，远超普通人的想象。每次拍照前，她都要让太监翻出黄历，专门挑一个黄道吉日，连当天的时辰都要反复确认。拍摄的时候，排场也非常大，衣服、头饰、站位都十分讲究，拍出来的照片端正规整，透着皇家的仪式感。
在她生前留下的照片里，最有名也最有意思的，要数“观音扮相”那一张了。照片里，慈禧自己戴上佛冠、披上袈裟，扮成观音大士；大太监李莲英扮成身边的护法韦陀，其他宫女太监则扮成了龙女和善财童子。他们还在颐和园的湖边搭了布景，活脱脱把观音渡海的场景1:1复刻进了照片里。
1903年，慈禧扮作观音拍照
慈禧也拍了不少日常场景。这些照片也不只是放在宫里自己看。慈禧会下令把满意的照片洗印上百张，有的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的宫殿里，有的赏赐给王公大臣；还有一些装裱精致的大幅肖像，会作为国礼送给西方各国的政要。
甚至到了晚年，她还接触过早期的电影放映机，看过动态短片，算是中国最早接触影像技术的统治者之一。
摄影术最终被中国人接纳，不是因为它多精准、多神奇，而是因为它终于被交到了愿意平视它的人手里。今天，拍照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寻常的动作。其实，每一次的拍摄，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你想让谁看见什么，又想替谁留下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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